二是要确保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异化以及与非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完全同质化。
最后，《宪法》第5条第1款要求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与行政法学上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问题密切相关。[42]根据总结，历史上英国议会经常在婚姻、入籍、圈地、特权赋予等四大领域使用这种非抽象性立法。
如此一来，我国司法实务似乎并没有拘泥于学界对抽象与具体的区分标准，将具体理解为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而抽象则意味着尚未实际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立法类型Ⅰ是效力范围不特定、权利义务未完结的立法。一般来说，立法一经公布便处在面向未来的无限期适用状态中，何时废止是一个不确定事件，依赖于未来的立法与民主过程。然而，这是否属于不需要加以检讨的定论？本节将从源头上谈起，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法、德和英美三大法律系统，试图从普适意义上考察立法的抽象性到底是不是诸近代法学渊源地的传统和要求。[28]玉井克哉，见前注[23]，第75页参照。
虽然事前程序权发达于普通法系，但20世纪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国广泛获得确立，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判例不无例外承认这一权利。下文将撇开词语用法，直接检讨这些词语原本应当描述的立法特性。 摘要: 最近几年兴起的关于数字法学的讨论，致力于挑战既有法学的整体框架，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法学的数字化。
所谓实在法理论指，在肯定实在法有效性的基础上，对实在法体系作出的系统性理解。但这不能否认有些挑战是根本和彻底的，实在法体系其实已经无法应对。它就像如下这位神枪手：他总是先对一面墙壁射击，再用粉笔以每个弹着点为圆心画圈，以显示他百发百中，但在真正的战场上，他只有等死的份。[60]你很难如同立法机关通过或未通过某一部法律一样，或者立法机构成员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一法案一样，仅将壮志未酬的挫败感赋予行政机关。
[16]但这样一来，刚刚提到的那个顾虑就重新出现了：[17]因为数字化如此重要，而特定或个别部门法学的地位似乎无法跟这个重要性相匹配，所以如果数字法学是成立的，那么它所拥有的应该是一种不同于部门法学的地位。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120页。
这个概念体系包含三个要素：实在法规定、实在法体系、[25]实在法理论，所以任何特定实在法（规定）的具体含义，一定还取决于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但这也表明，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肯定不具备这个特点，它不可能以所谓的一般实在法为前提，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授予权力的法律会通过授予权力的方式，告诉人们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如此这般就是做此事的方法。但这种奥斯丁式的看法一定会破产，因为无效显然不是制裁，它并不禁止人们去做某种行为，而只说你无法通过这样做取得想要的效果。
因此，同样无法用服从还是不服从来表达法官在这种情形中的行动。因此，以下这个部门法的定义似乎无法避免：如果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法律专家、法学者等多种角色的法律复合体共同承认特定部门法存在，那么该部门法就是存在的。一方面，这取决于实体法与相关诉讼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民事诉讼法似乎很难独立于民法，刑事诉讼法看似拥有独立于刑法的重要性，而行政诉讼法似乎就是行政法的一部分。因此，由于部门法划分是关于实在法体系的，那些与实在法体系无关的法律史学，虽然其史学的性质毋庸置疑，但却很难被视为法学家族中的恰当成员。
如果你的答案是可以，那么你就可能在挑战宪法的至上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基本价值。[59]其实是哈特遗漏了这一点，他只提及了行政权力，但根本未就此展开讨论。
就此而言，数字法学最多只是公法学之下的某个部门法学，而无法挑战公私法的基本划分，所以它最多只可能符合可能性二的第一种理解，绝不可能符合可能性二的第二种理解。[64]行政法与宪法不但同属公法，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所以虽然宪法是相对于行政法的最高法，但这里的最高法的含义不同于它在面对刑法、民法时的含义，后者中不存在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此时宪法就是单纯的最高法。
现在，数字法学处在尴尬处境当中：如果数字化的确对法律构成真正的挑战，那么它将属于理论法学，但数字法学无法割舍直接的实践重要性。因此，宪法兼具公法与母法（根本法）双重性质的主张，就是坚持公私法划分在法律上会遇到的主要障碍。但理论法学其实也可以不虚弱。[49]虽然同样是授权，以上说法却不适用于授予公权力的法律。类似看法，See Joseph Raz, Authority, Law and Morality, The Monist, Vol.68, No.3(1985), p.300.[23]See Luka Burazin, Kenneth Einar Himma Corrado Roversi (eds.), Law as an Artif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24]不是因为《唐律疏议》是历史的所以不具备拘束力，而是由于它无效。因此，并没有理由主张说，单独就是在数字法学上，其重要性与部门法的地位不再相容。
因此，这种所谓的划分标准其实来自马后炮式的事后理论总结，根本就不是可于事先运用的真正标准。[65]与之相对，可将广义行政法的其他内容称为具体行政法或任务型行政法，[66]因为它们通常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拥有并行使特定的行政权力的，这些任务主要涉及经济管理、社会公益、环境保护等等具体事项，于是也就分别有了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具体法律部门。
基于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一个广义行政法的概念，即所有规定被授予之权力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或者采用这个更直白的说法，即所有授予行政权力的法律都是行政法。[45]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行使同样关系到承担次要功能的那些法律，所以以上说法并非对两种权力的全面描述。
而不是因为它被一某种调整方法对待，所以它属于特定部门法。[32]主要是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也就是社会关系的不同，将实在法划分为不同的门类。
简单说，他们会认为：学科划分不一定必须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26]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5-304页。[28]参见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5-148页。因此，即使承认它的确是对A部门法的挑战，但这不等于它构成对A部门法所属之实在法体系的挑战，因为该法体系还包括其他的部门法，而它们将有可能成功吸收这个挑战。
也就是说，即使那个任务不那么重要，但只要被法律复合体相互承认了，承担这一任务的法律就是个独立的部门法。或者以下这个复杂表述更清楚：即使实在法（规定或体系）未发生改变，但只要实在法理论出现变化，该法的意义就会有所不同。
我最终还是承认有对实在法体系的真正挑战了吗？是的，尽管极为罕见，但还是存在着实在法、实在法体系和实在法理论都无法回应的情形。[57]我的这个看法并没发生改变，不过此处我要提供一个更加实质的理由，以说明宪法与其他公法的联系和区别，这需要重新回到关于法律性质的讨论。
尤其当某些自主控制、引导、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受到威胁时，公法必须提供有效的补救和保护。但是之前其实都是不能当真的客气话，它的真实意思是：纵然公私法二分还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它实际上已经身居冷宫，无论昨日有多辉煌，它都不过是明日黄花。
[7]我不认为存在个别法理学（particular jurisprudence）。[52]就此而言，授予公权力的法律其实是这种法律便利的环境或背景条件。甚至，他们会进一步主张，其他法律传统并没有理由接受公私法的划分，尽管很多都这样做了，但这不免有文化殖民的味道。非常明显，即使数字法学这样的理论能有效回应这些罕见的漏网之鱼，它也一定不会是对象+理论的样子，因为对象指的就是特定的实在法或者部门法，而构成真正的挑战意味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法律。
[46]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7-28.[47]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96.[48]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41.[49]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39.[50]See Joseph Raz, The Law's Own Virtu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9, No.1(2019), pp.7-8.[51]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42-43.[52]See John Gardner, From Personal Life to Privat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95-231.[53]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4, pp.94-99.[54]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7-1199页。于是，国内法学与国际法学、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就成为法学中的常见分类。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数字化对应用法学的冲击如此巨大，以至于既无法通过现有部门法学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分别吸收这种冲击，也无法以形成数字法学这样全新部门法学的方式作集中处置，而只能对整个法学作彻底的数字化转变。将这样的法律视为一种公私混合法，不但直接忽视了公私法划分以及公法是私法的背景性条件，而且也彻底回避了对这类法律是否基于私法的正当性追问，就像有控制欲的父母总试图在为你好的旗号下，要求正热血沸腾的年轻子女穿好秋裤。
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理论法学以应用法学为对象，而应用法学以实在法为对象。[4]因此，尽管国际法学的确不是以下原理的结果：学科划分必须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但只要在该原理上附加就实在法体系而言的限定条件，它就依然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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